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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维吾尔族人就汉族

时间:2016-04-11 来源:爱作文网 

篇一:12名维吾尔族人的北京故事

12名维吾尔族人的北京故事

编者的话:“暴恐分子与民族无关,暴恐分子是中国各民族的公敌!”近来,在新疆、云南等地发生的一系列暴力恐怖事件,遭到了全国人民一致谴责。各地严防暴恐事件发生的同时,也多多少少给在当地正常工作、生活的维吾尔族人带来了一些不方便,某些地方部门工作不到位甚至使维吾尔族民众出现了思想困惑。16日,《环球时报》邀请12位在北京的新疆维吾尔族同胞,请他们对在北京的生活、各自的困惑以及反恐形势畅所欲言。本报今天六版、七版推出特别报道,记录他们的心声,讲述他们的故事。

“我是中国人”

热汉古丽(女,44岁,民族文化宫信息中心副主任、副编审,来自乌鲁木齐):

我是1988年上大学来到北京的。我从小在新疆军区大院长大,上的是汉语学校。大院里95%都是汉族,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好朋友。即使在“7·5”事件后,我也没觉得跟汉族朋友有什么心理上的不适。但我能感觉到,在新疆的朋友,无论是汉族还是维吾尔族,他们会有这样的心理隔阂。

我这几年回新疆,维吾尔族的朋友会跟我说以后别跟汉族人一块玩儿了,小心被自己民族的人收拾。

我的汉族朋友还是会主动邀请我,但他们跟我在一起时会刻意回避一些东西。说实话,这种变化我特别不愿意看到。

我们这一代,还有不同民族的朋友,但下一代可能就越来越难做到了。现在,我家亲戚朋友的孩子跟新疆当地的汉族小朋友交往越来越少。有时候,一些氛围也会带来限制。在乌鲁木齐,虽然许多学校既有汉族学生,也有维吾尔族学生,但是他们会在一些事上被分开,比如维吾尔族学生生活都是维吾尔族老师负责,汉族学生则由汉族老师来负责。公共机构也这样,在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维吾尔族人就由维吾尔族办事人员来接待。

库尔班江(男,32岁,自由摄影师,来自和田): 1998年之前我一句汉语都不懂,汉语是自学的。我摆过摊,卖过烤肉。2006年我到北京的中国传媒大学当旁听生,没有学籍,但大学认可了我。第二学期寒假,我带着6名同学去新疆黑山村拍摄,那是新疆最偏远的村庄,骑毛驴要12个小时。我们拍了一部纪录片,就是《喀拉古塔格日记》,在全国很多比赛中获了奖。之后我还在清华、北大、人大等各个高校办了很多新疆为主题的文化摄影展,许多人从我的照片中了解了新疆,了解了维吾尔民族。

这次昆明发生的事件,也让我感到很难受。几天前,我出门打车,一连拦了7辆车都不拉我。后来一辆出租车的乘客在旁边下车,我拉开车门就钻进去,司机问我是哪儿人,我说我是中国人。他又问我一遍,我说新疆来的,他下意识地踩了脚刹车。我说,“怎么,您不拉新疆人?”他还是启动车上路了。在车上,我问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他说有一次拉一个新疆人,那人觉得他绕路了,就把他的车窗打碎了。我告诉他,许多新疆人汉语说不好,而且去一个地方只认这一条路,是沟通出现了问题。我一路上跟司机师傅聊天,下车时特意问他:“你后悔拉一个新疆人吗?”他说“不后悔”。我觉得有时候其实很简单,普通百姓之间只是沟通出现了问题。

其实,很多在京的维吾尔族人当年是北京邀请来的。1982年那时刚改革开放,北京一个考察团去新疆,看到乌鲁木齐南门市场火热的场景,觉得气氛很好,于是邀请一些人想在北京也搞这样一个市场。艾尼瓦尔老哥就是当时来的。他们都是北京的贡献者。

艾尼瓦尔(男,62岁,餐饮业者,来自乌鲁木齐): 是的,我是1982年来北京的,那时候我们一共来了17个人。

达伍提(男,39岁,个体户,来自喀什):

我有3个孩子,在北京一个月挣三四千元钱,基本上够一家人用。在老家,不少朋友比我挣得要多,但我还是愿意留在北京,因为我喜欢在这里生活。

穆妮热(女,23岁,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职员,来自乌鲁木齐):

因为从幼儿园时起就上汉语学校,我身边的汉族朋友很多,有两个从小学一直到现在还保持联系。今年我还收到他们从外地寄来的生日礼物,真的很感动。来北京大半年了,我非常喜欢现在的工作,和同事之间的关系很融洽。说到困难,除了会想家,最大的压力就是房租,其他都很好,幸福感很高,这就够了。 最伤心不被包容

多鲁洪(男,41岁,民族出版社音像部副主任,来自库尔勒):

我是23年前上大学来北京的。我是当地的高考状元,但我们当时所能上的最高学府就是中央民族大学,去不了北大、清华。我留在北京主要是因为自己的事业发展,也有许多辛酸苦辣:一方面我们跟其他人一样有住房、交通方面的压力,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饮食等习俗不同。

我家不久前卖了新源里的房子,主要原因是辖区的派出所和街道机构等对民族和宗教政策认识比较

少,我们很多方面不被理解,尤其是“7·5”事件之后。后来我搬到和平里,这里住着民族出版社各民族同事,街道等各机构对民族政策了解更多,我在这里感觉更能被包容。

此外,在北京的很多维吾尔族人还会遇到一个难题:孩子入托问题,因为北京大部分幼儿园没有清真餐。现在孩子入托本来就难,维吾尔族孩子就更难了。

阿孜古丽(女,40岁,餐饮公司管理人员,来自乌鲁木齐):

我在北京一个餐厅做管理工作。我以前在乌鲁木齐也开过一家餐厅,“7·5”时,我还让三名汉族人躲进我的餐厅,当时我的餐厅被砸了。暴恐事件让我们维吾尔族人的生活也受到很大影响。前两天我去天津,手机没电了,我找一个网吧上网充电。可管理员拿我的身份证在机器上刷了一下后,说不能给我开机。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你是新疆来的。我心里真的很难受,当时就哭了。当然,我们单位的领导特别关心我,我的汉族朋友也非常关心我,其实好人还是多。

古丽(女,37岁,个体商人,来自乌鲁木齐): 很多新疆来的朋友到北京只能住在新疆办事处。上次从新疆来了一个朋友,在快捷酒店办入住后10分钟,就有警察来查他证件,问他为什么来北京等。我

篇二:新疆维吾尔族人口变迁

新疆维吾尔族人口变迁

清朝统一新疆后,新疆多民族分布格局逐渐形成。 维吾尔族。主要聚居在南疆地区,其次是哈密、吐鲁番等地区。准噶尔控制天山以南广大地区后,将部分首领拘禁于伊犁作为人质。还强迫部分维吾尔人迁至伊犁河谷,种地纳粮。这些从事耕作的维吾尔人被称为“塔兰奇”,即种地人。清朝政府统一新疆以后,维吾尔族的分布格局基本没变,但分布区域扩大了。为了解决军队的粮食供应问题,自1760年起,清朝政府开始有组织地在南疆各地及哈密、吐鲁番地区招募维吾尔族居民赴伊犁屯田,致使伊犁地区成为维吾尔族新的聚居区。随着北疆地区的农业开发和社会的发展,在乌鲁木齐定居的维吾尔族人不断增加,至清末已达万人。阜康、绥来(今玛纳斯)、库尔喀喇乌苏(今乌苏)等地也有不少维吾尔族居民劳动生息。清朝统一新疆后,当时维吾尔族人口不超过30万人。但至1830年前后,南疆的维吾尔族人口达到57万人左右,如加上哈密、吐鲁番、伊犁和其他地区的维吾尔族人口可达65万左右。至清末,维吾尔族人口则达到了157万多人,占到了全疆总人口的四分之三,是新疆的主体民族。

一般人对配偶的选择,易受自己文化背景的影响,而有同类相求的倾向。这种婚姻形式的优点是保证个人在其熟悉的人群之中生活,同时也有促使群体团结,维护群体边界的效用。社会学界普遍认为,两族之间通婚的数值与两族间的关系存在相关。不同群体间通婚的比率被认为是衡量任何一个社会中人们之间的社会距离、群体间接触的性质、群体认同的强度、社会整合过程等的一个敏感的指标。也有很多学者认为:族际通婚是民族关系融洽和谐所带来的结果,同时又可成为以后促进民族关系进一步融洽的原因。

维吾尔族和汉族是新疆两个人口最多的民族,两族在许多区域,尤其是在城镇,彼此混杂居住,有广泛的交往机会。但新疆的维汉通婚明显存在着通婚数量少,通婚障碍大的现象。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56个民族中,维吾尔族是族际通婚率最低(有配偶人口中1.05%为族际通婚)、通婚指数(Kappsa)最高(男性为0.996,女性为0.994[5])的民族。统计显示,越是维吾尔族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区域,与汉族人之间建立混合家庭的难度越大。

2003年、2007年笔者分别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新疆多民族混合家庭研究”和“新疆南部维吾尔族聚居乡村中的汉族居民”,持续关注南疆维汉通婚情况,尤其是2010年1月,笔者在南疆阿克苏、喀什、和田三地区的11个县对汉族农民进行专题调查[7],对南疆乡村中的维汉通婚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本文即是在这些调查的基础上撰写而成。

新疆南部是维吾尔族聚居区域,2009年,和田、喀什、阿克苏三地区总人口813.37万,其中维吾尔族人口占88.6%,汉族人口占10.3%。汉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城镇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辖区,在农村生活的居民数量较少。据第四次人口普查,1990年三地

区共有288个乡(不包括镇),15%的乡汉族人口为零,15%的乡不到10人,汉族人口在千人以上的乡有10个,均分布在阿克苏和喀什两个地区。和田地区乡村汉族人口的分布明显更少、更分散,全地区76个乡中,近1/3的乡没有汉族人口,1/4的乡在10人以下,21个乡汉族人口在11~50人。与之比较,阿克苏地区乡村中的汉族人口较多,有44%的乡,汉族人口在300人以上。少数汉人长期生活在维吾尔族聚居的乡村里,为维汉居民的密切交往提供了的客观条件,维汉通婚应该较普遍,但现实并非如此。

如本文起始所言,同族婚配仍是婚姻的首选。南疆农村汉族人口数量少,居住相对分散,故在当地缔结族内婚姻很困难。但南疆汉族农民的婚姻市场并不局限于当地。一直以来,南疆农村汉人婚姻市场中就明显存在城乡区隔与民族区隔,择偶对象主要限于乡村和汉族,通过亲戚、老乡、邻里、朋友等的牵线搭桥,联姻范围扩大至内地诸省区的乡村。南疆汉族农民婚姻问题的主要指向是男性缺少配偶,其原因,当地汉族人口基本都属于内地来的迁移人口或其第二代、第三代,第一代迁移者以未婚男性青年为主,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中留在农村生活的仍以男性为主(与全国各地农村一样,这里的年轻女孩更多地通过上学、打工、结婚等途径离开了农村)。所以,南疆汉族农民的婚姻主要通过从内地农村娶妻的方式解决,也由此成为内地对南疆农村汉族人口持续供给的渠道之一。

同时,在南疆各地仍有很少量的维汉通婚现象发生,举例如下:

喀什市瓦甫农场(农业综合开发区)有上千人(包括流动人口),其中60%是维吾尔人、40%是汉人。据介绍,有1个维汉通婚家庭,丈夫汉族,妻子维族,结婚已12年,2个女儿均已上学。(2000年调查)

喀什地区岳普湖县阿其克乡奇色力克村,全村345户居民除1户汉族外都是维吾尔族,有1对维汉夫妻,夫维妻汉。女方是男方在天津做生意(烤羊肉)时结识并相恋的一位汉族女子,在天津举行婚礼后,回到村里生活不足半年。(2003年调查)

阿克苏地区库车县比西巴格乡格达库勒村,200户村民中13户是汉族。村民介绍曾有1对维汉青年通婚,夫汉妻维。男方是该村汉族移民二代,女方是外村的维吾尔族。因为婚姻遭到的女方父母及亲属的强烈反对,两人在婚后离开了村落。(2005年调查) 库车县齐满镇莫玛铁热克村,330户村民中维吾尔族占70%,汉族占30%。有1对维汉婚姻:本村的维吾尔族男子到外地娶了一位呼图壁县的汉族女子。据村民说,该村过去也曾有过维汉结婚的,或者已去世或者离开了。(2010年调查)

和田地区洛浦县拜什托格拉克乡伊斯勒格墩村是个汉族村落,全村90多户村民中有4、5户维汉通婚家庭,都是汉族男子娶维吾尔族女子。(2010年调查)

和田地区策勒县策勒乡托万格拉克村,全村76户300多人,除1户回族、1户藏族、2户维吾尔族外都是汉族。村里有数户维汉通婚家庭,都为汉族男子娶维吾尔族女子。(2010年调查)

南疆农村的维汉通婚情况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

(1)夫方为汉族、妻方为维吾尔族的婚姻相对较多。

伊斯兰教有严格的宗教内婚的规定,严禁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婚姻。但如果有了与教外之人的婚姻,允许娶进非穆斯林女子;穆斯林女子若嫁给非穆斯林男子,男方必须入教。在男性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女性结婚后基本是“从夫居”,即迁居到丈夫的家庭,追随夫方的民族生活习俗,子女也将成为夫方民族的成员。维汉通婚也同样,一般维吾尔族男子娶进汉族女子要相对容易。在和田地区皮山县的藏桂乡,几乎被调查人问及的所有维吾尔族家长都表示,儿子可以娶汉族女孩,但女儿绝不能嫁给汉族男孩。但事实上我们发现,汉族男子娶维吾尔族女子的情况要相对较多于维吾尔男子娶汉族女子。

作为迁移人口的特征之一,新疆汉族人口中男性比例较高的现象曾较为严重,1944年新疆汉族的性别比为132(以女性人口为100)。新中国成立后,内地大批的复转军人、知识青年、干部、农民到新疆工作,以成年男性较多,2000年新疆60岁以上汉族人口性别比例仍达到127(女性为100)。20世纪50年代为了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维护民汉团结,自治区党委曾明令不准汉族男子娶少数民族女子。在南疆农村,汉族男性的族内婚娶相对更加困难,因此娶维吾尔族女子的现象较多,至今仍然如此。除少数维吾尔族男性在内地经商或打工过程中娶了汉族女子外,在当地发生的维汉婚姻基本都是汉族男子娶维吾尔族女子。

(2)维汉通婚的数量及难度有着时代性的变化。

很多新疆人都认为,20世纪60年代维汉通婚的数量较多,80年代以后越来越少,而且通婚者承受的社会压力在不断增大。笔者在南疆农村调查时,该说法一再被当地汉族人证实。洛浦县伊斯勒格墩村(汉族村)L(汉)的母亲是维吾尔族,娘家在多鲁乡,父母60年代结婚,80年代初迁到本村,此前所在村子里有4家汉人,其中3家都是维汉通婚。与L同村的Z(61岁,1985年结婚),表哥1961年来到该村,娶了维吾尔族妻子。1980年Z的两个弟弟来到该村,其中一个后来也娶了维吾尔族妻子。Z说大哥的儿子和自己也差点与维吾尔族女子结婚,“多鲁乡到这里有10多公里,80年(那里的)维族女孩也追我,那时候(维汉)关系好。”而侄子和一个维族女子相互看上,大哥家和女方家已经商议财礼,最后没成,Z说是因为侄子“太老实,配不上人家姑娘”。

如果不考虑社会或文化因素,仅从婚姻者个人的角度看,由于前文所提到的汉族人口性比例失调的原因,汉族男性在择偶过程中跨族联姻的可能性更大;同时汉族男子家庭负担少(迁移人口的特点),经济能力较强,能够帮助妻子做家务,愿意嫁给汉族人的维吾尔族女性也是有的。那么在这些原因基本未变的情况下,20世纪80年代以后维汉通婚数量减少,难度增大,除了经济和交通的发展使汉族男性可以增大择偶成本和扩大选择空间外,更主要的原因被归为,民族分界意识上升,新疆维汉两族社会,尤其是维吾尔族社会,对于维汉通婚者及其家庭的群体性压力增大,由此也影响着维汉关系的变化。

(3)维汉通婚相对在单民族聚居村落较易出现,维汉混居村落却相对较少。

在理论上讲,男女居住地的邻近会增进彼此的交往和感情交流,从而增加族际通婚的可能性。但在新疆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在维汉人口均有一定数量的混居村落,很少能访到维汉通婚家庭,虽然这样的村落内部族际互动较频繁,语言交流障碍也较小。与之相反,我们调查到的维汉婚姻,大多数出现在以汉族人口或维吾尔族人口占绝对多数的村庄,尤其是和田地区洛浦、策勒这类汉族人口比例很小的区域里,在那里为数不多的汉族聚居村落,也出现多例维汉婚姻。这并不是偶然现象,其原因后文将详细论述。

(4)维汉通婚家庭中,家庭文化趋向“汉化”或“维吾尔化”的现象都存在,但基本与娶或嫁无关,而取决于社区人口的民族结构。

在民族混合家庭中,一般夫妻对配偶一方的民族文化的不同事项,有着不同程度的吸取和适应,在生活中表现出了来自双方文化的影响,同时受家庭中居主导一方的文化影响更为明显。在男娶女嫁的婚姻中,女性结婚后,应当移居到夫方家庭或其家庭所在社区生活,混合家庭受到夫方家庭影响较深,夫方民族的文化往往也是混合家庭的主导文化。在南疆农村,迁移并定居在维吾尔族村落的汉族男性,即使娶了维吾尔族女子,但仍然生活在女方家庭所在或其文化背景下的社区,其“维吾尔化”成为必然,典型的如《南疆故事》中疏勒县的杨庭章[14]。而在汉族聚居村,维汉通婚家庭基本倾向于汉族文化,在语言、风俗甚至子女的族属选择上都有“汉化”的倾向。

南疆农村中,汉族聚居村落数量很少,但各县市都有。2010年笔者一行在泽普县赛力乡赛力新村(亦称汉族大队)、洛浦县拜什托格拉克乡伊斯勒格墩村(亦称汉族大队)、策勒县策勒乡托万托格拉克村(亦称汉族农场)调查时访问了几户维汉混合家庭,都是夫汉妻维的婚姻形式,并表现出这样几个特点:

(1)维汉通婚者的家庭生活明显偏向于汉族的生活方式。

这种偏向于汉族的家庭生活方式,表现在家居布置、夫妇家庭分工、生活方式、节日习俗、女方的服饰打扮,甚至是饮食生活等方面,但在程度上又有区别,饮食方面的表现最明显。家庭中通常为女性做饭,有的维吾尔族主妇不做也不吃猪肉,有的只做不吃,有个别的也做也吃。如洛浦县伊斯勒格墩村的L兄弟(汉)娶了一对维吾尔族姐妹,L家吃猪肉(也不隐瞒),L弟弟家不吃。对于主妇不做不吃的家庭,丈夫和孩子到外面吃的行为一般也不被禁止或责怪。同时,女性在家庭角色中,***汉族妇女一样承担很多生产劳动,丈夫也帮助妻子做些家务,对妻子更多地忍让和协商。

丧葬礼俗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之一,表现了人对自己归宿的认识和安排,具有浓厚的宗教象征意义。对处于维汉两种文化边缘的人来说,以什么方式进入另一个世界是一个很大的心结。位于和田地区墨玉县境内的兵团农三师47团,有一些建立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维汉通婚家庭,嫁给汉族的维吾尔族妇女基本采用汉族一方的生活方式,当她们去世时,丧葬成了难题。按维吾尔族传统习俗,与非穆斯林结婚者,

死后不能葬入穆斯林墓地。每当维吾尔族职工去世,团里就要派人征得附近乡里阿訇同意解决丧葬之事。90年代末团场划了一块土地作为穆斯林公共墓地,受到广大穆斯林职工的欢迎[15]。20个世纪80年代以后,新疆某些地方宗教意识上升,一些与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结婚的人被本族社会孤立,将来死后能否进入本族墓地,困扰着这些人,甚至有一起生活多年的老夫妻因此而离婚。笔者在调查中,也听到有两位长期居住在汉族村的维吾尔族老人,在年纪大、身体状况不好时住到维吾尔族村落的亲戚处,度过最后时光,以便能顺利进入穆斯林墓地。但同时,村民说到有嫁给汉族的维吾尔族女性去世后,以汉族的方式埋入汉族墓地的,还有维汉通婚的夫妻已经做好棺材的,有一位嫁给汉族的维吾尔族妇女就明确地对笔者说,她以后和丈夫一样进棺材。这种选择态度,笔者以前在南疆的调查中从未遇到过。

(2)维汉通婚家庭子女的维吾尔语程度普遍较差。

汉族聚居的村落,居民交流使用汉语,孩子进汉语授课学校接受教育,即使是维汉通婚家庭的孩子,汉语程度也普遍较高。如洛浦县的L(36岁)父亲是汉族,母亲是维吾尔族,自己认同汉族。小时生活在维吾尔族村落,兄弟姐妹的维吾尔语都很好,后来搬迁到汉族村落。L与弟弟先后娶了一对维吾尔族姐妹,但很少说维吾尔语:“我一般不喜欢说维语,迫不得已才说,和维族人、家里干活的小工才说维语。两个孩子都不会维语,在家不说维语,不愿说,不愿学。儿子现在大一点了,还是后悔了,女儿可以听懂,不会说。”策勒县托万托格拉克村A(维吾尔族)的大姐与该村的汉族农民结婚,4个孩子都已成家,男方一直就不会维吾尔语,孩子们可以用维语进行简单交流。

(3)维汉通婚家庭与维吾尔族社会的联系相对较少。

由于维汉通婚在维吾尔族社会中被排斥,通婚者家庭在维吾尔族社会的地位下降,与同族成员往来较少。上述L妻(维)还认为与本族人往来多会影响他们夫妻的关系:“我很少和维族人打交道,不管男女都是。过年,都是和本大队的维族来往。她们(指来村里打工的维吾尔族妇女)会说念经了没有,怎么不离婚等等,对生活影响大。

(夫妻吵架)他们维族人来说,不劝,就说离婚,要不死后还去棺材里。汉族人(来)会劝好好过日子。”L妻的婚姻不能被本族人理解和接受,她就以回避和本族人交往、避免建立私人关系的方式保护自己家庭生活的独立性。

有的汉族村落相对偏远,客观上也造成维汉村落的相对隔离。H(42岁)与妻(维)结婚近20年不会维吾尔语,与女方亲戚的往来很少,曾骑摩托车带妻子参加过一次婚礼。他说:“她姨姨家的儿子结婚,去了一次。他们都在看我,好像一个汉族人在这里挺奇怪的。像动物园里的动物被人看,再也不去了。我不去她就不去了,没人送她去。”H妻说:“这里维族人不多,旁边一个60多岁的老人,有时往来。不和上面七、八大队(维吾尔族村落)的人往来。”H认为维汉通婚难的根本原因是相互有歧视,“如果一个丫头嫁给汉族,她就在队上没地位。”不与女方亲友所在社会来往,也是避免受到歧视的被动之举。

(4)维汉通婚家庭子女的民族成份选择偏向父亲一方(汉族)。

篇三:维吾尔同胞谈暴恐

维吾尔同胞:应取消两少一宽犯罪就抓该毙就毙

12名维吾尔族人的北京故事

【编者的话】“暴恐分子与民族无关,暴恐分子是中国各民族的公敌!”近来,在新疆、云南等地发生的一系列暴力恐怖事件,遭到了全国人民一致谴责。各地严防暴恐事件发生的同时,也多多少少给在当地正常工作、生活的维吾尔族人带来了一些不方便,某些地方部门工作不到位甚至使维吾尔族民众出现了思想困惑。16日,《环球时报》邀请12位在北京的新疆维吾尔族同胞,请他们对在北京的生活、各自的困惑以及反恐形势畅所欲言。本报今天六版、七版推出特别报道,记录他们的心声,讲述他们的故事。

“我是中国人”

热汉古丽(女,44岁,民族文化宫信息中心副主任、副编审,来自乌鲁木齐):我是1988年上大学来到北京的。我从小在新疆军区大院长大,上的是汉语学校。大院里95%都是汉族,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好朋友。即使在“7·5”事件后,我也没觉得跟汉族朋友有什么心理上的不适。但我能感觉到,在新疆的朋友,无论是汉族还是维吾尔族,他们会有这样的心理隔阂。我这几年回新疆,维吾尔族的朋友会跟我说以后别跟汉族人一块玩儿了,小心被自己民族的人收拾。我的汉族朋友还是会主动邀请我,但他们跟我在一起时会刻意回避一些东西。说实话,这种变化我特别不愿意看到。我们这一代,还有不同民族的朋友,但下一代可能就越来越难做到了。现在,我家亲戚朋友的孩子跟新疆当地的汉族小朋友交往越来越少。有时候,一些氛围也会带来限制。在乌鲁木齐,虽然许多学校既有汉族学生,也有维吾尔族学生,但是他们会在一些事上被分开,比如维吾尔族学生生活都是维吾尔族老师负责,汉族学生则由汉族老师来负责。公共机构也这样,在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维吾尔族人就由维吾尔族办事人员来接待。

库尔班江(男,32岁,自由摄影师,来自和田):1998年之前我一句汉语都不懂,汉语是自学的。我摆过摊,卖过烤肉。2006年我到北京的中国传媒大学当旁听生,没有学籍,但大学认可了我。第二学期寒假,我带着6名同学去新疆黑山村拍摄,那是新疆最偏远的村庄,骑毛驴要12个小时。我们拍了一部纪录片,就是《喀拉古塔格日记》,在全国很多比赛中获了奖。之后我还在清华、北大、人大等各个高校办了很多新疆为主题的文化摄影展,许多人从我的照片中了解了新疆,了解了维吾尔民族。

这次昆明发生的事件,也让我感到很难受。几天前,我出门打车,一连拦了7辆车都不拉我。后来一辆出租车的乘客在旁边下车,我拉开车门就钻进去,司机问我是哪儿人,我说我是中国人。他又问我一遍,我说新疆来的,他下意识地踩了脚刹车。我说,“怎么,您不拉新疆人?”他还是启动车上路了。在车上,我问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他说有一次拉一个新疆人,那人觉得他绕路了,就把他的车窗打碎了。我告诉他,许多新疆人汉语说不好,而且去一个地方只认这一条路,是沟通出现了问题。我一路上跟司机师傅聊天,下车时特意问他:“你后悔拉一个新疆人吗?”他说“不后悔”。我觉得有时候其实很简单,普通百姓之间只是沟通出现了问题。

其实,很多在京的维吾尔族人当年是北京邀请来的。1982年那时刚改革开放,北京一个考察团去新疆,看到乌鲁木齐南门市场火热的场景,觉得气氛很好,于是邀请一些人想在北京也搞这样一个市场。艾尼瓦尔老哥就是当时来的。他们都是北京的贡献者。

艾尼瓦尔(男,62岁,餐饮业者,来自乌鲁木齐):是的,我是1982年来北京的,那时候我们一共来了17个人。

达伍提(男,39岁,个体户,来自喀什):我有3个孩子,在北京一个月挣三四千元钱,

基本上够一家人用。在老家,不少朋友比我挣得要多,但我还是愿意留在北京,因为我喜欢在这里生活。

穆妮热(女,23岁,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职员,来自乌鲁木齐):因为从幼儿园时起就上汉语学校,我身边的汉族朋友很多,有两个从小学一直到现在还保持联系。今年我还收到他们从外地寄来的生日礼物,真的很感动。来北京大半年了,我非常喜欢现在的工作,和同事之间的关系很融洽。说到困难,除了会想家,最大的压力就是房租,其他都很好,幸福感很高,这就够了。

最伤心不被包容

多鲁洪(男,41岁,民族出版社音像部副主任,来自库尔勒):我是23年前上大学来北京的。我是当地的高考状元,但我们当时所能上的最高学府就是中央民族大学,去不了北大、清华。我留在北京主要是因为自己的事业发展,也有许多辛酸苦辣:一方面我们跟其他人一样有住房、交通方面的压力,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饮食等习俗不同。我家不久前卖了新源里的房子,主要原因是辖区的派出所和街道机构等对民族和宗教政策认识比较少,我们很多方面不被理解,尤其是“7·5”事件之后。后来我搬到和平里,这里住着民族出版社各民族同事,街道等各机构对民族政策了解更多,我在这里感觉更能被包容。此外,在北京的很多维吾尔族人还会遇到一个难题:孩子入托问题,因为北京大部分幼儿园没有清真餐。现在孩子入托本来就难,维吾尔族孩子就更难了。

阿孜古丽(女,40岁,餐饮公司管理人员,来自乌鲁木齐):我在北京一个餐厅做管理工作。我以前在乌鲁木齐也开过一家餐厅,“7·5”时,我还让三名汉族人躲进我的餐厅,当时我的餐厅被砸了。暴恐事件让我们维吾尔族人的生活也受到很大影响。前两天我去天津,手机没电了,我找一个网吧上网充电。可管理员拿我的身份证在机器上刷了一下后,说不能给我开机。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你是新疆来的。我心里真的很难受,当时就哭了。当然,我们单位的领导特别关心我,我的汉族朋友也非常关心我,其实好人还是多。

古丽(女,37岁,个体商人,来自乌鲁木齐):很多新疆来的朋友到北京只能住在新疆办事处。上次从新疆来了一个朋友,在快捷酒店办入住后10分钟,就有警察来查他证件,问他为什么来北京等。我说每个人都要这样问吗?警察直接说不是,主要查维吾尔族人。

麦尔丹:(39岁,个体商人),我是在北京土生土长的维吾尔族人。我们生活中一个很大的不方便之处是办护照问题。在新疆基本上办不了护照。我爱人的护照过期了,回新疆重新办,找了很多关系,整整用了两年多才办下来。

恐怖分子与民族无关

多鲁洪:对于暴恐事件,大家都是反感的,而且是坚决反对的。实际上,对这种问题,作为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我们更着急,我们也更愿意帮助国家,共同把社会变得更和谐。我认为,维护新疆的社会稳定,维吾尔族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精英,应该是最有效的一支力量,也是国家应该信任的。现在的反恐形势很严峻,因为是互联网时代,它跟工业时代的区别就像大象和蚂蚁的竞争。在工业时代,是大象之间的较量,谁有力量谁占上风;而蚂蚁时代,国家出动那么多的人力物力维稳,但这么大的国家,中间某个地方总有放松的时候。到底靠什么来解决根本问题呢?首先要赢得维吾尔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心。有一些媒体,特别是新媒体,它们一些不实报道使各民族之间不信任感大大增加,这是更大的灾难。其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维吾尔族和汉族的关系很好。现在经济发展了,反而出现了各种杂音,都是因为受负面因素的影响,大家缺乏互信了。

热汉古丽:暴恐事件不是现在才有,从上世纪80年代就有,当时媒体不发达,现在媒体开放了,许多媒体却只强调它的现在,不探究它的背景、历史渊源。现在的报道是就事论

事,但民族问题恰恰不能就事论事。这就导致社会上给维吾尔族贴标签的问题。每次暴恐事件发生后,维吾尔族人就说怎么又出事了,日子又不好过了,第一反应是反感这样的事,第二反应就是担心跟本民族联系到一块。但这些暴恐分子杀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种刻意的标签,已经使得只要发生恐怖事件,我们就很内疚。可是,恐怖分子就是恐怖分子,跟民族无关,我们凭什么内疚?不管什么民族,他杀人犯法,谴责惩罚他就行。

买买提明(男,33岁,伊斯兰教经学院老师,来自喀什):我是2001年上大学时来北京的。2005年到2010年我被公派到埃及留学,当时埃及局势稳定,老百姓也非常热情好客。2011年埃及局势动荡,我每天都关注埃及的报道。原来那么平安的国家,不仅经济衰退,无辜民众也受到伤害。所以对恐怖事件,我们都不愿看到,因为滥杀无辜民众无论从宗教还是道德角度来看都是被严厉禁止的。

我觉得许多宗教问题还应该从宗教本身来解决。国家的宗教政策很好,但有些政策在新疆一些地方没有落实到位。比如对待戴头巾、留胡子等问题。对于暴恐事件,我相信我们国家有能力彻底解决,不可能控制不了那一小撮人。但前提是能不能早点从源头把问题解决好。

阿布拉(男,32岁,《中国穆斯林》杂志社编辑,来自和田):我也是2005年公派去埃及留学,我对当地宗教宽容度特别有感慨,当地每一个有清真寺的地方,都有一个基督教的教堂。在宽容的氛围下,民众也比较宽容。我觉得要解决民族问题,必须要利用好爱国人士和宗教人士。只有爱国的、符合党的政策的宗教人士起到作用,那些地区民众的思想才不会被极端宗教思潮占领。但有些地方有知识的宗教人士得不到信任,当不成阿訇。实际上,在南疆,这些人士非常有威望,当地政府应该很好地让这些宗教人士起作用。

多鲁洪:到现在为止,在任何一次恐怖事件中,没有一个维吾尔族的爱国宗教人士、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参与的,基本上都是社会上的闲杂人员,这是明确的事实。所以怎么发挥维吾尔族干部、爱国宗教人士等的作用很关键。

很多政策都有调整空间

热汉古丽:一些少数民族政策也应调整。比如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初衷是好的。但经过多年发展,乌鲁木齐绝大多数维吾尔族孩子汉语水平很好,可以在不享受任何加分的条件下跟汉族孩子一样参加考试。而在喀什、和田,经济、师资力量、民众的汉语水平不能跟乌鲁木齐比。我觉得给少数民族加分应该改成给贫困地区加分。另外,在考上大学后,少数民族学生必须读两年汉语预科,对于乌鲁木齐绝大多数学生纯属浪费时间,对喀什、和田等偏远地区的学生应该根据汉语水平考试来安排一年左右的预科,这才叫实事求是。

三名维吾尔族人就汉族

对民族政策,我觉得该保留的要保留,该调整的要调整,该取消的也要取消。像一些地方仍实行“两少一宽”政策(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对少数民族犯罪分子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要尽量从宽”),就应取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犯罪了就该抓,该枪毙的枪毙,不能因为是少数民族,犯法了不抓,还说是国家优待政策。这会养成一些人的恶劣习惯,长大了就会成为犯罪分子。

艾合买提江(36岁,男,北京某石油国企员工,来自阿克苏):我本科、研究生和博士阶段学的都是与石油相关的专业,从德国留学回国后,在一家北京的石油国企工作。我认为搞好民族问题,最重要的是提高整体的民族知识水平,搞好民族教育。而双语师资的缺乏,双语教学能力和水平低下是最主要的问题。2012年,我回老家探亲。当地有一所希望小学,整体看上去不错。但当我走近教室窗边,看到整个上午孩子们都没有正常上课,在里面打打闹闹。有人对我说,虽然学校基本设施都有,但只有一个初中毕业的老师,教学生汉语。在那里,老师可能出门放羊去了,孩子们只要不出教室,待够几个小时,就算上学了。这样的民族教育,怎么能提高民众的知识文化水平?特别是南疆县级以下中小学的双语教学,更令人堪忧。

阿孜古丽: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女儿1997年出生,当时我们家住新疆公安厅旁边,我们把她放在公安厅幼儿园。班里40个孩子,20个维吾尔族,20个汉族。有一天幼儿园开家长会。会上,老师问孩子们以后上什么学校,汉族学生全部举手说上汉语学校,维吾尔族学生说上维吾尔族学校,唯独我们家女儿说要上汉语学校。老师问为什么?她说,上汉语学校有馕吃,上维吾尔族学校没馕吃。孩子说的是真实的感受。

麦尔丹:确实是这样。许多维吾尔族人喜欢到外地,是因为在新疆之外,维吾尔族的就业机会反而比在新疆多。在新疆,虽然有各地援建的各种大工程项目,但这些项目使用的员工多数是从各地区过去的。我觉得对于这些投资项目,可以跟中资企业到海外投资一样,规定必须有百分之多少是当地员工,解决当地就业。

热汉古丽:在宣传上,我希望能够多用一些本民族的声音进行宣传。我是维吾尔族,同样宣传一个东西,维吾尔族同胞更愿意听我说话。我建议多发挥维吾尔族人的作用,要打消他们的顾虑,让他们敢说话。另一方面,也应多出版一些关于维吾尔族和新疆的出版物。人们很少知道维吾尔族的历史、新疆的历史。在中小学教科书里,除了阿凡提,没有一个维吾尔族人物出现。有谁知道阿凡提实际名字是什么?有谁知道曾为人类文化做出过巨大贡献的著作——《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词典》出自于维吾尔人之手?而《维吾尔十二木卡姆》早已被联合国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单。

篇四:维吾尔族姓名趣谈

维吾尔族姓名趣谈~维吾尔族常用人名含义

阿依古丽、古丽仙、吾尔开西……在我们周围,总能听到这样一些赋予美丽、智慧之类美好象征的维吾尔族名字。在维吾尔族大家庭里,姓名是联系的纽带。在维吾尔文化氛围中,姓名更是认同的基因。维吾尔人名与维吾尔文化息息相关。

七十岁高龄的玉山江老人向记者介绍,维吾尔族人给孩子取名,一般在孩子出生后第七天。无论生男孩还是女孩,取名时都要请客庆贺。维吾尔族妇女生孩子时,大都要回到娘家,特别是第一胎,一定要回到娘家生。给孩子取名时,也在娘家举行取名仪式。

老人说,给小孩取名时,要请一位阿訇或长者为孩子取名,并主持仪式。这天,要将小孩用小棉被包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张小脸,由阿訇或年长者双手抱起,他的前面还铺上地毯或褥子。在众客人面前,阿訇或年长者要念经并取名,对孩子进行祝福,祈求安拉保佑,然后将小孩轻轻在棉褥或是地毯上滚一圈,有的还要在孩子左右耳朵边呼唤孩子的名字,这样仪式才算结束。接着,妇女们轮流抱着孩子进行祝福,并赠送礼品。

这天,孩子的家长要做丰盛的饭菜招待来客,有的还要唱歌和跳舞,使孩子的取名仪式隆重而欢快。

姓氏见证着家族的传承,维吾尔族名字也不例外。不过和汉族不同的是,维吾尔族以前辈老人的名作为下一代的姓,依次相传。不过,这个传承是传男不传女的。在维吾尔族的姓名中,前者为名,后者为姓,比如,一个人叫伊力亚?库尔班,库尔班就是他父亲的名。

维吾尔族男女姓名很容易区别,男性特别是年轻男子,名字后面都要加个“江”字,比如克里木,见面的时候就要叫克里木江,透着亲切。维吾尔族女性的名字则透着柔媚,多以花为名,古丽(维吾尔语,花的意思)就成为维吾尔族女性名字后面一道亮丽的风景。而且,维吾尔族女性的名字非常上口,比如阿依古丽,阿依是月亮的意思,整个名字就是月亮花的意思。

玉山江告诉记者,近年来维吾尔族取名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譬如解放初期时给许多男孩取名叫阿扎提(意为解放)、尼加提(意为救星),而现在很多望子成龙盼女成凤的父母常常以一些名人的名字来给孩子命名,诸如艾尔肯(意为自由的)、霍加(穆罕默德的后裔)等等,姓名也越来越富有趣味性。

维吾尔族人名趣谈

http://hi.baidu.com/jacky_xiao/blog/item/c262252a7f1066385343c11b.html

维吾尔族人的命名,内容十分丰富,范围广泛而多样,几乎包罗万象,其命名的方式和内容主要有:

(一) 以族名、部落命名的。如“乌依古尔…?沙依然”,“乌依古尔”即维吾尔部落的名称。

(二) 以地名命名。如“古力热古力”(伊犁的花)。

(三) 以动物命名。如女孩有“托依汗”,意为“孔雀”;男性有“西日阿洪”(狮子)。

(四) 以十二生肖命名。虎年生的称“尧里瓦斯”(老虎),在羊年生的则叫“ 阔孜巴依”。

(五) 以植物命名。如男孩名字中的“沙木沙克”(大蒜),女性名字中的“阿娜尔汗”(石榴)。 (六) 以花卉草木命名的。如“塔吉古丽”(鸡冠花)、“热依汗古丽”(十姐妹花),男性以植物命名的有“帕沙阿訇”,“帕沙”是指收割玉米后,掉在田边地角的玉米叶子、秆子等,“阿訇”泛指尊称;起这种名字一般带有宗教色彩。

(七) 以物件命名。如男性起名的有“帕勒塔洪”,意为“斧子”;女性的名字中有“凯来姆汗”,意为“铅笔”。

(八) 以矿石命名。如男性名字中有“铁木尔”,意为“铁”;女性名字中有“阿勒同汗”,意为“黄金”。 (九) 以货币、金融名称命名的。女性名字中有“提拉汗”,“提拉”即“金币”;男性名字中有“阿合奇阿洪”,“阿合奇”即指“钱”、“货币”和“金融”。

(十) 以日月星辰天象命名的。如女性的名字中有“阿依汗”(月亮)、“尤里吐孜汗”(星星),男性的名字中有“艾山”、“玉山”。一般多为双胎取名,先出生的叫“艾山”,后出生的称“玉山”。但也有不是给双胞胎取名的。这个名字象征吉祥。

(十一) 以出生时间和季节命名的,女性的名字中如“巴哈尔古丽”(春天的花),男性的名字如“热介甫”(即日历七月)。

(十二) 以食物命名的。如“西开尔汗”(砂糖)、“艾色里汗”(蜂蜜)等。

(十三) 以珍珠、宝石命名的。这类名字多见于女性。如“买尔瓦依提汗”(珍珠)、“祖木来提汗”(绿宝石)等。

(十四) 以光芒、芳香药名命名的。女性的名字中有“奴日汗”(光芒、光明)、“依帕尔汗”(麝香),男性名字中有“奴尔阿洪”(光明)。

(十五) 以帝王、皇位命名的。男性的名字中有“苏里唐”(帝王、王),女性的名字中有“帕夏汗”(帝王、王)、“汗克孜”(皇姑)。

(十六) 以仙子、仙女命名的。这类名字多见于女性。如“帕里黛”(仙女)等。

(十七) 以其他民族人名命名的。如“巴图尔”(蒙古人名)、“阿不都”、“阿不拉”(阿拉伯人名)。

(十八) 以官位命名的。这类名字多见于男性,如“阿克木”(县长、主政者、掌权者)。

(十九) 以宗教人士命名的。如“毛拉洪”(宗教界的知识分子)、“卡日阿吉”(能背诵《古兰经》的人)。

(二十) 以神话人物命名的。如“依拉洪”(神)、“艾沙”(即“耶稣”)。

(二十一) 以纪念父亲和祖父而命名的。一般为遗腹子起名。如“谢尔婉汗”的家人,给其孙女起名“谢尔婉克孜”,取这种名字的小孩不能被打骂,以示尊敬老人。

(二十二) 以伊斯兰教经书中的人物命名的。如“马立克”“木依丁”等。

(二十三) 以宗教节日命名的。如“古尔邦”节出生的男孩叫“库尔班江”,女孩叫“库婉汗”。

(二十四) 以避邪和迷信命名的。如孩子出生后夭折或担心夭折,则取名“吐尔逊”、“托合提”、“吐尔迪”(站住、停住),女性则为“吐尔逊汗”。男的名字中还有“胡达拜尔地”(真主给的)。 (二十五) 以时代命名的。随着时代的变化,维吾尔族的人名中也赋予了时代的新内容。如“阿扎提”(解放)、“再派尔”(凯旋)、“买达尼亚特”(文化)、“哈里拜”(胜利),这些名字表达了维吾尔族人的美好愿望和理想。

(二十六) 以颜色命名的。如男性名字中的“阿克阿洪”(白、清白);女性名字中的“再叶娜姆”(橄榄绿)。

(二十七) 以宾主、客人命名的。如“沙依甫汗”(宾主、请客的主人)、“米满汗”(主人)等。

(二十八) 以教门、教派命名的。如“斯拉木”(伊斯兰教)、“索皮”(“苏菲派”派名)。

(二十九) 以山川命名的。如“博格达”(博格达山)、“帕米尔克孜”(帕米尔姑娘)。

(三十) 以伦理道德命名的。如“沙的克江”(忠诚、忠实)、“阿地里”(公证、公道、合理)等。

(三十一) 以祈求平安健康命名的。如“阿曼”(平安、康泰)、“沙拉买提”(健康、平安)等。

(三十二) 以形容词命名的。如“古再丽”(美丽、好看)、“古丽波斯坦”(花坛)、“古丽夏提”(鲜花怒放)等。

(三十三) 以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命名的。如男性多命名“塔依汗”、“帕尔哈特”,女性多命名为“枣热”、“西林”等。

(三十四) 以父母的愿望命名的。如男性中的“地里达尔”(如意),女性中的“地里拜尔”(如意)等。

(三十五) 以古代武器命名的。如“谢木谢尔”(宝刀)、“沙吾提”(铠甲)等。

(三十六) 以章程、规章命名的。如“尼扎木”(章程、准则)等。

(三十七) 以痣命名的。如“芒里克”(有痣者)。

维吾尔族的人名中,有的在名字后面还缀上一些称呼,有的表示吉祥,有的则表示尊重。如莎车、泽普等地的群众在男性名字后面加“牙日”,“牙日”有幸福伴随你或安拉和你在一起的意思。 库车等地的群众还喜欢在男性名字后面缀上“卡日”。“卡日”的意思是能背诵《古兰经》的人,加上这个称呼表示尊重。尊称时,一般称呼本人的名字,不再连父名。

另外,许多男性的名字后面还喜欢加“阿訇”。“阿訇”是阿拉伯语,意为教师,也是对宗教人士的尊称。人们把“阿訇”的称呼缀在名字后,具有先生的意思,也是尊称。男性名字后有的还加“江”,“江”是生命的意思,也是尊称。

南疆维吾尔族妇女人名的后面大都喜欢加“汗”。“汗”是“国王”、“皇帝”的意思。加“汗”则表示尊称。

北疆的维吾尔族妇女则喜欢在名字后面加“克孜”(姑娘)、“古丽”(花儿),也是对妇女的尊称或昵称。

过去北疆的维吾尔人取名时受前苏联的影响,在自己名字后面加上“尤夫”、“托夫”、“莫夫”、“索夫”等。现在维吾尔人已不再缀这些称呼了。

维吾尔族常用人名含义

http://www.cnr.cn/xjfw/mlxj/t20060206_504162547.html

男子名字的含义

孜亚:光、光辉

阿曼:平安的、安宁的

哈孜:圣战者

艾尼:富有的

伊善:伊斯兰教苏菲派导师

外力:圣人、神仙

艾沙:圣人名

努尔:光、光明、光辉

霍加:穆罕默德的后裔

阿吉:已朝觐者(伊斯兰教信仰者朝拜过麦加“克尔白”者)

苏皮:伊斯兰教的一个流派(苏菲)

肉孜:白天的意思,神圣的名字

莫明:(宗教)信仰者、顺从的、老实的

普拉提:钢

哈吾勒:强壮的、剽悍的

哈迪尔:有能力的、万能的

依拉勒:新月

巴吐尔:勇士、英雄

铁木尔:铁

帕孜勒:品格高尚的

迪雅尔:祖国、故乡 凯赛尔:顽强的、刚毅的

热黑木:仁慈、慈祥

贾玛勒:容貌、容颜

艾尔肯:自由的

艾则孜:尊敬的、尊贵的 阿皮兹:代吉者(伊禅教的)、歌手、歌唱家

吾其昆:火焰、火苗、星火

亚力昆:火焰、火苗

阿里甫:胜利者、常胜的

哈里克:缔造者、创造者

艾里甫:孤独的、忧郁的

吾拉木:小仆人、仆人

热介甫:回历七月

巴拉提:回历三月

健索尔:勇敢的、无畏的

喀玛勒:完美的、完善的、崇高的

萨比尔:善于忍耐的、善于坚持的

芒里克:有痣者

苏里唐:君主、皇帝

吾米提:希望

木拉提:目的、愿望

阿里木:学者、科学家

阿扎提:解放

库尔班:牺牲、烈士、献身者

瓦尔斯:继承人

尼扎木:章程、规章

谢热甫:高贵的

达吾提:圣人名字,意为悦耳的声音、好听的曲子、好朋友 萨吾提:铠甲 萨迪克:忠诚的、忠实的

尼加提:救星

卡吾力:年富力强,能干的

尧里瓦斯:老虎

阿尔斯兰:狮子

艾克拜尔:最伟大的、最大的

安尼瓦尔:最光明的、最灿烂的

艾孜买提:好汉、壮士、健儿

艾里西尔:高兴的、欢乐的

篇五:维吾尔族和汉族丧葬习俗对比研究

2012届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题目:维吾尔族与汉族丧葬习俗的对比

学 院:语言学院

专业班级:维语言08—6班

学生姓名: 王丹

指导教师:古力加娜提·艾乃吐拉

答辩日期:2012年5月7日

新疆师范大学教务处

目 录

1. 前言.............................................................5

2. 维吾尔族丧葬习俗调查.............................................5

2.1维吾尔族丧葬习俗简介.........................................5

2.2维吾尔族丧葬的基本形式和过程.................................6

2.3维吾尔族葬礼的特点...........................................8

3.汉族丧葬习俗调查.................................................10

3.1汉族丧葬习俗过程和形式......................................10

3.2汉族过清明节的意义以及清明节和丧葬的关系....................11

3.3清明节的节日习俗............................................12

4.结语.............................................................15

5.参考文献.........................................................16

6.致谢.............................................................17

维吾尔族与汉族丧葬习俗的对比

摘要: 丧葬习俗流传至今,已经有几千年历史。世界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丧葬习俗。虽然丧葬品准备及丧葬程序不断简化,但是主要内容并没有太大变化,并且流传至今,家家躲不开,离不了。丧葬文化,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文明史中的一部分。新疆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在这里各种文化交汇,丧葬文化也是其中一部分,我在学校学习维吾尔语四年,对于维吾尔族的文化有了些许的了解,但是丧葬文化一直不甚了解,本文通过整理收集到的各种资料,对维吾尔族的丧葬习俗作一个简单的介绍,加上已经了解很多的汉族丧葬习俗,略作对比,加深对维吾尔族文化的了解。

关键词:维吾尔族;汉族;丧葬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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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族与汉族丧葬习俗的对比

1. 前言

少数民族丧葬活动不是一个单纯的现象,不仅仅是助生送死的问题 ,而是集多种社会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活动。维吾尔族丧葬习俗是维吾尔族人生礼仪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吾尔族丧葬习俗中蕴涵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 爱惜自然、约束和节制一切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促使人与自然共生共荣、和谐共处等。维吾尔族丧葬习俗中蕴涵的生态伦理思想,对保护所在地区生态环境、节约资源、保护耕地、保护生存者的空间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在人生的航道上,每个人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驾驶自己的生命之舟,然而,所有的航船只能去向一个神秘的终点一一死亡。丧即死是对人生命终结的一种习惯称谓。葬即下葬、埋葬,是活着 的人对死者遗体的具体安置措施。丧是完全属于死 者的,因为人死不能复生,这是自然发展的规律。 而葬表面上是属于死者的,但实质上却是活人世界 中死亡观念的直接表露。简单地说,丧葬就是类 处理自身遗体的方法和礼仪。习俗,顾名思义,是习惯风俗的意思。凡有一定流行范围,一定流行时间或流行区域的意识行为,无论是官方的,民间的,均可称为习俗。“习俗作为一种自发社会秩序,一旦生成”便 “像一种社会规则那样对成员的各自行为有一种强制性的规约。”[1] 丧葬习俗是指处理死者时殓殡祭奠的礼节与习俗,是不同的民族在其殡葬过程中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而逐步形成的一种民俗。维吾尔族的丧葬习俗,是人去世后,由亲属、邻里乡亲、朋友等哀悼、纪念、评价、安葬死者的礼仪与习俗。维吾尔族丧葬习俗是其人生礼仪习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维吾尔族丧葬习俗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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